严谨但不厚重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朱 婕

　　古人云：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又云：读史以明智。我自小就对历史比较感兴趣，但认为历史不过是零碎事件的堆积，读史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增强自己的古文水平而已。

　　直到四年前，偶尔在一家小书店，看到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出于对书名的好奇，拿起来翻阅了一下。随便一翻阅，就发觉本书的大不同。在自序中，黄先生说道“如果军需税收总收总发，国内的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的进步，次之则银行业、保险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一般的史书均以强烈的忠孝节义情感，怀着凝重历史使命感来写的，往往开宗明义就褒善抑恶。而本书却牵扯上商业和法律，罕见！

　　仔细看过本书数遍，我有几个收获，首先是大历史观。
　　此处的大历史不是气度恢弘，纵横万里的历史，而是着眼于长时间远距离的历史范畴，设身处地为他落笔的人和事作理性的解释，更多地从当日的政府运作、财政税收、社会结构和“能具体的数目字管理”上说明此事彼事的历史必然，及彼此之间的关联。毛主席曾经说过，历史不应该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但若是抱着显微镜的眼光，则很难走出少数人的历史的怪圈。黄先生说的好“叙事不妨细致，但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明朝的腐朽没落，似乎可看作万历皇帝的不作为，或者某位贵妃的掩袖工谗；清末对欧美列强的溃败，似乎痛责道光帝、慈禧和李鸿章等人。但此相隔200余年的两个王朝的衰败，早在其政治、财政制度上已经注定，与某位帝王的昏庸、某个将领的指挥失当并无太大关联，这就是望远镜的观点也就是大历史观。

　　其次的收获是历史和经济的联系。
　　可以说历史学家懂经济的不多，此点从绝大部分史书对王安石变法的经济财政意义语焉不详就可以看出。但黄先生并不一样，在本书自序中写道“绝大部分人如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等人或身败或名裂，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这个制度就是当时明朝的政治和财政制度。张居正可谓一代智者，他为了改变行政机关作风，增强效率而努力，但中国绝大部分封建王朝均以均衡姿态维持政权安全，不提倡辅助先进经济，而是保护落后经济。如书中所说“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在此情况下，增强效率，加强财政管理，甚至于实现数字化管理只会是徒劳无功。

　　再有就是历史中道德观。
　　传统的史书较热衷于讨论人物的忠奸，所谓的盖棺定论，正反映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总要落到道德评价，或褒或贬。但我们需问一声，这些历史人物的忠邪善恶真是这么容易界定？黄先生在书中以生动的笔触写出了一个个的丰满的历史人物：少有大志而逐渐被现实磨平至乎不作为的万历皇帝；精力旺盛、贤哲过人但又敛财千万的张居正；勇猛善战，攀附权贵、生活奢侈的戚继光等等。从大历史观的角度来看，对这些人物并无定论的必要，也缺乏足够真实的史料来做到此点，最重要的，这不是学习和研究历史的目的所在。本书中提出“放宽历史的眼界，更应当避免随便作道德的评议。因为道德是真理的最后环节，人世间最高的权威，一经提出，就再无商讨斟酌之余地，故事只好就此结束。”说的真好！
　　本书有着治史的严谨，但没有一般史书的厚重。它开阔了我读史和学史的方法，实乃不可多得的史学著作。